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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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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78年和東柏林達成的建造柏林－漢堡高速公路以及修復通往西柏林的過境水路等協議都耗費了聯邦共和國巨額開支。此外，贖買民德政治犯的工作仍在進行。波恩最后為33755人的釋放以及為250000個家庭的團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支付了35億多德國馬克。
“導彈之爭”反對緩和政策：西歐的聯合繼續取得進展。而在東歐，緩和的10年結束，80年代開始時，新的沖突加劇。蘇聯軍隊開進阿富汗以及波蘭宣布戰爭法規，和在蘇聯布置新的中程導彈（SS20）一樣，導致了東西方關系中的氣氛惡化。雙方大有重新劍撥弩張之勢。
北約組織對于安全平衡中出現的危險的不穩定因素，以決定從1983年起擴充導彈儲備作為回敬。同時，建議蘇聯就軍備監督問題舉行談判（北約雙重決定）。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以及聯邦德國以不參加1980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作為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抗議。美國倡議的所謂“零點方針”旨在打破僵局。它規定在蘇聯削減中程導彈的同時，北約放棄駐扎潘興II導彈以及新的巡航導彈。
為了避免出現安全方面的漏洞，聯邦總理施密特一方面堅持對擴充軍備問題作出抉擇，同時致力于將兩德關系中受到的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內。盡管黨和國家首腦埃里希•昂納克正熱衷于獲得自己國家的獨立國籍，為西方訪問者規定的最低限度兌換金額標準大幅度提高，聯邦總理施密特仍然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自始至終并未獲得昂納克任何實質性的讓步。昂納克統治集團在意識形態方面越來越頑固不化也是對要求經濟改革、自由和裁軍的鄰國波蘭越來越多的居民階層正在增長的抗議態度的反應。
然而，不僅在東方和在關于導彈問題的爭論中喪失了威信。在波恩，自由民主黨決定改變經濟政策的方向并開始從聯合中游離出去之后，社會民主黨基層因聯邦總理施密特毫不動搖地堅持北約組織的雙重決定，還由于和平運動及部分地由于工會的壓力，宣布與他分道揚鑣。1982年10月1日，赫爾穆特•科爾通過一項建設性的不信任案成為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聯合政府的首腦。他維護了聯邦政府安全政策的連續性，在謀求統一的歐洲的進一步發展和保障的努力中同巴黎與華盛頓繼續進行合作。盡管和平示威游行聲勢浩大，赫爾穆特•科爾政府不為所動：1983年11月，德意志聯邦議院同意補充軍備。這樣就加強了西方聯盟的可信性，并且避開了北約組織的一場危機。
80年代中期，超級大國開始新的裁軍對話。在聯邦共和國新布置的導彈在此之后不久即又拆除。
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衰亡至德國的統一：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莫斯科的產物。它從一開始起就是以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統治和紅軍駐扎在當地為基石的共產主義專政。命令主義的經濟、秘密警察、統一社會黨的無限權力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使人民和統治機器之間越來越離心離德。物質方面和社會福利方面－通過國家定價和對個人的津貼－的廉價的基本供應，使封閉型的制度有可能寓豐富多彩的生活于所謂的小生境生存之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體育運動在國際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勞動者”的滿足一樣，造成一種心安理得的心態，認為在東方集團內部盡管要向蘇聯繳納極高的賠款，但是最高的工業生產和最高的生活水平已指日可待。
盡管進行了種種宣傳，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原來力爭在經濟上超過西方云云始終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資源耗竭以及由于中央集權制和計劃經濟造成的生產力萎縮迫使統一社會黨政權漫天許愿而無法兌現。接受西方大筆貸款的情況越來越多。消費品領域里的原則是全憑一時心血來潮。生活水平每況愈下，基礎設施（住房、交通、環境）雜亂無章。
對全體人民的無孔不入的暗中偵察、思想滲透以及聲嘶力竭地呼吁團結，使“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的領導權首先在年輕一代的心目中不過是敷衍塞責的連篇空話。相反，民眾要求的是自決與共決權，首先是更多的個人自由以及更多更好的消費品。
當布置導彈、美國政府擬訂的建立依靠太基進行防御的體系（戰略防御計劃SD1）計劃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繼續推行的挑釁計劃（例如，在勃蘭登堡門旁筑起第二道圍墻、阻礙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使外交方面的大氣候更為惡化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使他們的領導陷入了困境。例如，準備出國的公民在未獲明確答允他們去西方旅行之前，拒絕再離開聯邦共和國設在東柏林的常駐代表處。為了方便人們辦理手續，
聯邦政府多次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取得巨額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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